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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維規《概念的曆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8+445頁。

发布时间: 2019-04-18


 

 

 

  方維規著《概念的曆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8+445頁。

 

序  言

 

最近幾年,總有朋友在不同場合問起我的概念史研究近況。我說自己還在不斷打磨和拓展過去的研究。如今,經過三年的時間,這項工作基本完成。面對眼前這部即將付梓的書稿,撫今追昔,感懷良多。如此表達此刻的心情,絕無渲染誇飾之意。屈指算來,從我最初從事概念史研究到現在,已經過去二十年多了。回顧這段學術生涯,當然不止是自我感懷,同時也關聯著概念史進入中國的曆程。

不妨先从一个插曲说起。多年以来,不少学者和学生第一次听说我在文学系任职,不免有些惊讶。的确,2006年回国前,我先后在德国多所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教书;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彩票代理大學文學院。后来才明白,他们很早就读过我的概念史论文,按照学术分科的惯例,便以为我必定是在历史系任教。然而回想起来,当初从文学研究转到概念史研究,既是个人精神探求的方向使然,也与特定时间的学术机缘有关。

想當初,我于1987年從東德洪堡大學轉赴西德留學,追隨當代歐洲形象學之父狄澤林克學習比較文學。在我主修的三門課中,有一門是“語文學”。許多人知道,語文學側重從文獻的角度研究語言文學問題,乃西方學術傳統之根基。通過這門課程,我了解了歐洲語言與曆史文獻的基本脈絡和方法論,增強了理解語彙概念的學術敏感性。當時我並不知道,這門課程會奠定自己後來選擇概念史的知識感覺。

1992年,我以探討“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特裏爾大學開始教授論文的寫作,沿著形象學的方向,轉向關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自我形象”。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逐漸感覺到,無論是他者形象還是自我形象研究,最終都會觸及認知形構背後的觀念因素。換言之,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情感的內核。如果不對制約形象認知的概念形式進行深入探究,那麽,這種從文學出發的研究便可能遭遇深層的困惑。然而,當時這些思考只是尚未明確的學術感覺。不久,在我初步完成教授論文後,出現了轉向概念史研究的契機。

1996年,我受聘擔任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參與一個頗具規模的跨區域研究項目:“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這是我從事概念史研究的起點。這個項目提供了許多與歐美和中國的一流學者交流的機會,對此後的學界進展影響深遠。電腦在彼時中國尚未普及,而在德國,已經開始運用數據庫開展學術研究。項目組占有不少國內學者當時不易獲得的曆史文獻,並將之轉化爲數據庫資源。通過閱讀、整理和考證這些近代文獻,我對概念史産生了濃厚興趣。而此前形象學研究中遭遇的困惑,也因此獲得了方法與視野更新的可能。也是在哥廷根期間,我有幸旁聽了馬普曆史研究所召開的“哥廷根史學對話”國際研討會,尤其是概念史頭號人物科塞雷克的演講,很是讓人興奮。

在這個階段研究的基礎上,我撰寫了第一篇概念史論文,闡釋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概念的嬗變。這篇論文的寫作,並非僅僅是對“文明”“文化”概念的史料收集與整理,而是有效運用了德國概念史研究提供的方法論視野。對于這種學術方法,當時國內學術界鮮有了解,更不用說運用于近代史領域。這項研究在中國發表以後,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對我來說,通過這一借鑒德國概念史進行實證研究的較早嘗試,不僅意識到概念史方法的重要性,而且發現這種方法對于拓展近代史研究視野的意義。

在我的觀察中,除了少數通史著作之外,很多近代史論述往往集中在某一相對狹窄的時段。有了概念史眼光,便可以更好地在長時段裏看到一個社會變化的總體特征。而由此理解概念的曆史內涵,不可避免會遇到翻譯問題。很多學者都清楚,這是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核心問題。但對此的理解,一方面必須對相關概念在西方傳統中的演進過程有清晰明確的曆史把握,另一方面需要將之回置到近代中國的長時段語境中,理解其容受與更叠的嬗變過程。顯然,要做到這兩個方面並非易事。而我當時之所以決定置身概念史研究,是考慮到自身的學術准備中,多少有一些語言理解的優勢,又在如何精准把握史料方面做過一些努力。只要假以時日,便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拓展對近代史學界有所啓示的學術領域。

完成“文明”“文化”問題研究之後,我逐漸發現,對于近代思想問題的理解,必須將之置于一個概念群或意義群中展開。換言之,近代國人對于很多新生觀念的理解,依賴于不同概念或意義構成的結構性關系。比如:對于“民主”的理解,就必須將之置于“議會”“民主”“共和”“自由”等語彙形成的概念集群。而對于“經濟”的考究,則需要深究其背後“政治”與“經濟”兩種意義的曆史構造關系。至于對“民族”的把握,則必須勾稽“nation”一詞多譯所形成的複雜意義網絡。這些思考構成了我此後幾年研究的基本線索。而兩篇概念史文章先後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鞭策。

2006年回國後,我開始直接參與中國學術界的思想討論。一些關注概念史研究的學者不時跟我聯系,想了解理論方法層面的問題。我慢慢意識到,概念史研究已經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但不少人苦于找不到方法門徑。爲此,我暫時放下對近代思想中關鍵概念的研究,從2006年開始,連續寫了四篇理論文章,介紹德國概念史的方法:《曆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于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幹思考》,《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鞍形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概念史研究八論:一門顯學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另外還在一些書評中說及理論。這些理論文章在學術界引起不小反響,不少人或許借助這些文章了解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論。

出于教學研究以及個人學術興趣,我同時介入文學社會學和海外漢學研究領域,從概念考辨和脈絡梳理出發,寫了一些論文,旨在正本清源。這些零散文章或許也能折射出,概念史始終是我最鍾情的領域。完成上述理論文章之後,我開始考慮以更爲整體的方式理解近代思想的結構性問題。事實上,通過概念史視野進入這些曆史問題,最大的挑戰在于,那些影響西方的重大概念,是否也在近代中國具有同樣重要的社會形塑和人心再造的力量?因此,必須以結構性的眼光來理解近代曆史演進的內在脈絡,並以此來審視這些概念在其中的意義位置。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的更新和深化,我重新整理並拓展原有的關鍵概念研究,將之回置到曆史演進的結構性位置,進而探究有待進一步考辨的其他相關概念。比如:“夷”“洋”“西”“外”作爲近代涉外語彙的因應與變化關系,“政黨”在近代的翻譯和理解問題,等等。從這樣的思考視野出發,經過這些年的反複推敲和深入開掘,最終形成了這部概念史論著的結構框架。

在我們的曆史常識中,近代思想變革的前提是晚清士大夫理解西方眼光的變化。“夷”“洋”“西”“外”,這些語彙早已成爲近代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而對每個語彙背後對應的時代契機、觀念脈絡及其相互關系,很少有人開展深入的曆史查考。實際上,沒有“夷”“洋”“西”“外”之遞嬗,即“夷夏”之辨向“國際”話語的轉型,許多産生于近代、與外部世界和事務有關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一旦脫開這種概念考辨工作,我們認識近代曆史的眼光很可能會變成空洞而混亂的觀念雜合。因此,本書第一章首先探究這些涉外語彙在19世紀時空變遷中的演進脈絡(初稿爲1997年在哥廷根召開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英語文章)。在這一變化過程中,近代有識之士審視西方的方式發生了思想突變,也就是首先涉及“文明”觀念的文化價值大轉換,認識中國在人類曆史演進中的位置。第二章便集中考證“文明”“文化”概念嬗變背後之自我理解範式的革命性轉變。深究起來,這種精神坐標的改變和價值的轉換,最終落實爲對中國作爲“國”之身份的再定位,也就是透過“民族”亦即“國族”(nation)這一概念範疇,重新審視個人、群體與國家的內在關系。顯然,“民族”並非孤立的概念表征,它包含一個核心概念群,諸如“族類”“人種”“國民”等。對這些概念之發展和變化的深入探討,構成第三章寫作的主要內容。

从上述以“民族”为中心的认识变革,近代知识人面对国家的道德责任感,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组织依托形式。而西方“政党”概念的传入,使得他们得以将松散的个体行动转为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实践,并由此缔造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根基。第四章内容围绕西方“政党”概念的译介与汉语现代政党概念的起源、发展阶段及其确立,梳理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发挥的决定性形塑力量。晚清人物对政党概念的探索,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不过,“政党”概念的传入并非孤立的思想事件,与之高度相关的“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西方概念在中国的译介与阐释,在近现代中国新的政治场域中引发不同的观念迭变和思想纷争,最终导致民主观念的飞跃。换言之,如何确立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成为知识人的紧要关切。第五章主要梳理“民主”等概念在中国的译释、嬗变及其运用,以及体现知识人之关切的不同意义表达形式所呈现的政治面向及其结构变化。当然,政治形式并非近代中国唯一的迫切诉求;积贫积弱的现实,同样要求“经济”眼光的重构。而这种重构的契机,与时人对西方现代 economy(economics)的许多汉语译名难解难分。论说现代“经济”概念时的大量选词,或明或暗地切合于西语 economics。而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正是通过各种意义纷争,“经济”获得了新的政治视野和价值取向。查考 economy(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以及对不同译词来龙去脉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到西学东渐的一个精彩场景,另一方面则从概念史的特定视角展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一个侧影。这些考辨即为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若說近代思想中的關鍵概念的因革與叠變,與19世紀中後期士大夫與傳教士的努力和傳播關系密切,那麽,隨著新的觀念進入20世紀的思想場域,深化接受與傳播的曆史使命,逐漸凝聚在試圖爲中國未來擔負責任的知識群體身上。這便是起始于20世紀初期,並于1920年代扮演關鍵角色的現代“知識分子”。而要理解這種身份的曆史型構過程,就必須追溯“intellectual”這個西方概念在中國的命運,即“知識分子”這個頗富中國特色、自成一體的概念之起源、發展、運用及其思想意味。正是這一群體,成功改變了近現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面貌。這便是最後一章處理這一問題的深層原因所在。

過渡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各種經驗以及與之相關的闡釋模式和表達形式之加速的、充滿危機的急變。伴隨著傳統經驗模式的轉型,需要新的表達形式來闡發劇變,以確切地呈現經驗變化。對經驗闡釋來說,語言表述無疑具有根本意義。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獨特而漫長的過渡時期,由傳統過渡到現代。這一曆史過渡時期的概念史,自然也是現代化之經驗史。語言因此而在诠釋這個時期加速的經驗變遷時獲得新的分量,傳統概念因爲新的含義關聯而被融入全新的經驗空間。此時,詞語史只是一種進入途徑,我們則要透過詞語發現其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蘊含,以及詞語所表達的相關經驗和思想。

就德國亦即歐洲的概念史而言,科塞雷克在1996年的一次對談中指出,作爲方法的概念史當爲解讀現代化做出貢獻。他一直試圖以四個範疇來界定曆史過渡時期的概念史,即語言的民主化、政治化、可意識形態化和概念內涵的時代化,並在具體研究中測驗這四個向度。概念史不能沒有自己的理論。如果以爲概念史除了挖掘史料而別無他求,那會很荒唐。科塞雷克晚期理論探討中的概念史觀點簡要而鮮明,如他在《概念史:政治社會用語的語義和語用研究》(2006)一書中所說的那樣:與所有史論一樣,概念史也需要假設,沒有假設便無論點可言。純粹的史料堆積絕非概念史,關鍵是把握概念網絡中的大概念、下屬概念、對立概念等各種概念之間的關系,以揭示概念的內在語義結構。惟其如此,才能彰顯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構能量,否則無法真正理解文本和語境。

的確,真正的概念史從來不只是概念的曆史。根究概念嬗變而外,更在于提煉曆史語義的內在結構;除了透過語境來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證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這就是本書取名《概念的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本書對中國近現代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即“大概念”的探究,很大程度上也出于這一思考。概念史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挖掘那些棄之則無法經驗的概念,或曰不可替代的基本概念(科塞雷克語)。

最後,我還想說一下前文已經稍有提示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西學東漸亦即知識傳輸中的翻譯問題。還是在1996年的那次對談中,科塞雷克論及翻譯和概念史的關系:在他看來,德語概念史很可能從翻譯的必要性中獲得極大推動。作爲科學母語的拉丁語退出之後,諸多西方語言自然而然的將拉丁語融入各自的民族語言。這在意大利發生于但丁時代,同樣也很順利的發生在法國和英國。而在德意志土地上,人們總體上不得不另造新詞,或通過借詞來對應拉丁語詞彙,用以豐富自己的語言。要在德語中理解陌生的拉丁語彙,需要極強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翻譯和對拉丁外來語的容受,自然要比直接采納拉丁語難得多。再看斯拉夫語,它對拉丁語的翻譯則更爲困難。科氏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來說歐洲語言的發展:經過艱難跋涉,從宗教改革時期的語言到19世紀各種革命時期的語言,確實克服了無數崇山峻嶺,語言庫存完全變了樣。

現代漢語尤其是學術用語的很多重要詞彙和概念,均産生于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或在這個時期推陳出新。“西學”的譯介極大地豐富了漢語學術用語。歌德曾說,一種語言的威力不在于拒絕外來語言,而是化爲己有。上文說到曆史上歐洲語言之間的化爲己有,常常是費難之事;漢語和西語這兩類迥異的語言之間的翻譯,當然更是難上加難。從西方到東方,豈止是崇山峻嶺,那是千山萬水,走過艱辛的翻譯路程。那些知難而上者不僅需要感受力和理解力,還需要創造力,翻譯過程無疑也是創造過程。哪怕如嚴複對待譯事那樣“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也未必譯有所成;易言之,這裏往往不只關乎譯事本身,甚至連接幾代人對某個概念的認識和發展過程。本書所探討的絕大部分概念,均爲“翻譯”概念。即便是不屬于翻譯範疇的“夷”“洋”“西”“外”之新舊遞嬗,亦同許多西方(新)概念的中文翻譯密切相關。翻譯不只是言語形式間的相互轉換或曰符號轉換,而是理解和闡釋;尤其是文化、社會、政治概念之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思想之傳導,即對外語概念及其思想的領會及其在漢語中的傳會。這也都是本書著重討論的問題。

中國人有十年磨一劍的說法。我想,這本書作爲二十年研究的心得,若能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思想深化與視野拓展有所助益,也就達致初衷了。

 

方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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